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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保卫战抗日战争史上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

2019-06-30 来源:小说阅读网-爱阅读

桂林保卫战是地方军抗战的缩影,在抗日战场上,桂军、西北军、湘军、川军、滇军等等,在外敌入侵,民族危亡的时期,他们依然表现出了中国人应有的血性,为拯救民族的危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像淞沪抗战中,湘军士兵在进入战地时都要对周围的人说:“来世再见”,桂军士兵光着膀子挺着刺刀与日军坦克“肉搏”,川军的一个师与日军激战仅存数百人等等,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永不屈服的象征。

1944年,日军在其海空主力被美军消灭、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之后,实施“一号作战计划”,目的是建立从华北到越南的“大东亚交通线”以支撑战争,并摧毁美军在华中、华南的空军基地,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。日军在1944年发动了被中国称为“豫湘桂战役”的大规模作战,连克河南、湖南,除了在湖南衡阳遭到了中央军第10军的顽强抵抗外,一路所向披靡,国民党军大部分溃不成军,日军近7个师团,15万兵力,300多辆坦克,30余架飞机,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,准备进攻桂林。

1944年10月26日,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主攻桂林市的第十一军团(军团长横山勇中将)于27日开始行动。桂林守军原为国民革命军第31军(下辖第131师和第188师)、第135师及部分地方守备部队,系桂系部队。在战役开始之前,上层又把第188师调出,以第46军的一个大部分是新兵的后调师第170师来替换,同时把第31军副军长冯璜及第131师第391团调出桂林,后又把第135师和地方守备部队也调走,这就使得桂林守军只剩下缺少一个团的第131师和第170师。第170师说是一个师,其实兵力也仅仅相当于一个团而已,在后来的战斗中也编入了第131师(也有一种说法是第170师没有直接参加桂林战役,只是和日军接触一下就退出桂林了),而国民政府统帅部的开始的意思是要全部放弃桂林、柳州一线,但是后来白崇僖后来又要求坚守桂林,为日后反攻争取赢得时间,所以在1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,桂林守军只有广西桂军第131师这一个师1万2千余人,加上后来从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城的广西地方民团,总兵力不到2万人,没有坦克飞机,只有22门火炮(加农炮2门,山炮12门,高射炮4门,战车防御炮4门),大部分广西民团和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还是土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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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已,但是桂林守军都抱着必死决心与桂林共存亡,所以士气十分高涨,而且守军立足于主要与日军打巷战,他们把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碉堡,在所有的路口都建了防御工事,所有的水井都下了毒,实行焦土抗战。广西地方民团更是组成了数千人的敢死队,他们的任务是身上绑上手榴弹或者炸药,然后用自己的身体炸毁日军的坦克和登陆艇。

1944年10月28日,日军十几万人马大举进攻桂林,桂林保卫战开始。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城外的屏风山、猫儿山等四个据点进攻,驻守该地的桂军2个营700余官兵顽强抵抗到次月4日屏风山、猫儿山等阵地失守,日军开始直接进攻桂林城,并且派登陆艇试图从水路攻击桂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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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桂林守军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,日军曾经27次冲入桂林市中心,都因为陷入巷战的泥潭使得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,日军曾经想从漓江迂回进攻桂林,但是被桂军准确的火力杀伤大半,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,日军仅仅在漓江上就付出了阵亡几千人的代价,在水上战斗激烈的同时,城区巷战也始终处于白热化状态,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:“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,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,但是极为凶悍,至死决心甚浓,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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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……”日军下级军官也有过这样的记录:“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,为世之罕见,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,城中到处都是枪声,到处都是地雷,全城都在肉搏,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,且多为伤兵,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,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,虽为敌人,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概。”从此也可以看出日军伤亡之大和士气的低落。

11月7日,日军见强攻伤亡巨大,急忙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攻击桂林各处守军阵地,守军中大多数没有见过毒气,不知道躲避,所以大量中毒死伤,其中800名桂军士兵(多为伤兵)在七星岩抵日军数日,日军在损失了近千人后向七星岩内施放毒气,七星岩内桂军官兵大量中毒,日军此时冲入其中,很多桂军士兵用剩下的一点点力气射击日军并同日军肉搏,但终因中毒后力竭和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。

1944年11月10日桂林城陷落,按照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《一号作战:广西会战》的记载,中国军队“战场遗尸5665、俘虏13151人”。据桂林城防司令部司令韦云淞战后所写的《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》记载:桂林保卫战中,中国军队伤亡约9000人,日军伤亡6000余人。由桂林保卫战的激烈程度之所以被日本人排在衡阳保卫战之前,原因是桂林守军的装备要比衡阳守军的装备差得多,且不少还是地方武装,更重要的是桂军始终没有一名士兵在“清醒”的状态下投降(被俘虏的守军全部是被毒气弄得昏迷不醒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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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),就算在弹尽粮绝,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仍然抵抗到死,而且根据不少日本人的回忆录,在参战的广西民团中,有不少还是满头白发的老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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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世昌与那桐:同作清廷掘墓人

辛亥年间,徐世昌、那桐二人同为内阁协理大臣,其职务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,堪称位极人臣,高居权力之巅。不过,这两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云,官运亨通,与一个人的提携密不可分,他便是袁世凯。

1911年5月8日,清廷颁布内阁官制,徐、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。二人接旨后,反应竟极为一致。徐于日记写道:“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,时艰任重,拟具疏恳辞。”那亦然,“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”。其实二人此举,既非自谦,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,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。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,不准请辞,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。

不过袁世凯又岂是“池中之物”,终有复出的一天。武昌首义爆发后,举国响应,清廷顿时方寸大乱。于是徐、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,他俩联合奕劻,四处散播“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”之论调。载沣出于无奈,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,主持大局。孰知袁世凯奉诏后,却故意徘徊观望,以“步履维艰”为借口迟迟不赴任。这可急坏了徐、那诸人,徐急忙微服出京,到彰德劝袁出山。关于此事,徐在《韬养斋日记》中只字未提,既可见该行动极为隐秘,也反映其城府之深。

眼见时机成熟,袁世凯不再蛰伏,接受任命,独揽大权,其与徐、那二人的来往便愈加密切,这在二人的日记中颇有体现:

十月初四(11月24日)在慰廷(袁世凯)宅早饭。午后访琴轩,谈。

初五(11月25日)在慰廷处早饭,访琴轩。

初六(11月26日)到慰廷处,晚饭后同访琴轩,久谈,夜归。

(以上为《那桐日记》)

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,定当有要事相商,恐多半与篡权阴谋有关。更堪玩味的是,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、徐二人密谈后,那桐便称病不出。起初只是请假十日、十五日,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,直到清廷覆亡。同时,期间袁世凯“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”。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、徐密议之结果,其告病养疴是假,免责避祸是真。

而徐世昌这边,则继续充当“卧底”。可笑的是,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,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,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,大有托孤之意。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,实为催命郎中。正是他忙前忙后,打通关节,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展。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,徐也做了手脚。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,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,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段:

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,当兹新旧代谢之际,宜有南北统一之方,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,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,总期人民安堵,海宇乂安,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,为一大中华民国。

1912年2月12日(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),清帝退位,宣布共和。面对这一旷古巨变,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有一句记载:“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,组织临时政府。”一周后(即壬子年正月初一),那桐则于日记里写道:“昨日呈进皇太后、皇上如意二柄,今日蒙恩赏还。风定天晴,气象甚好。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,改书阳历。”江山易手,王朝灭亡,徐、那二人非但没有痛心疾首,愤恨萦怀,反而一个轻描淡写,一个满怀喜悦。可见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,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
辛亥之政局,如同一场清廷与革命军对垒的足球赛。清廷教练组即满清皇室,队员乃以袁世凯、徐世昌、那桐为首的一干重臣。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,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,如那桐,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,如袁世凯、徐世昌,于此形势下,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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